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１］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２］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３］乡村振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乡村振兴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高质量发展要求在“三农”工作领域的应用和深化。乡村是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振兴者，振发兴举、增强活力。乡村振兴就是在乡村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机制。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乡村振兴有助于把握乡村振兴方向，有助于规划乡村振兴路径，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与其他国家战略相衔接，关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当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重大课题。
当前对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研究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实现路径，如黄承伟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４］，高质量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５］。高质量乡村振兴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进，需要统筹发展与粮食、社会、文化、生态的安全［６］。但是对高质量乡村振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文献却凤毛麟角。以2022年5月4日为查询截至时间，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全文中同时出现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SSCI文献共有6137篇，搜索全文中包含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文献共有41篇，而专门研究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文献不足10篇。具有代表性是，王晓毅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保障［７］；沈费伟等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８］；陈前虎等提出高质量乡村振兴需要政府、村集体、社会力量和村民等共同参与，需要城镇与乡村共同发力，形成业态、文态、生态、形态、社态等五态融合的共同缔造之路［９］。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高质量乡村振兴看作一个目标，从而提出实现该目标的路径和策略。也有部分研究从不同侧面研究了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某个方面，如张琦认为立法对于解决乡村振兴的突出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作用［10］。夏显力等认为数字赋能能够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但关键是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11］。于法稳等认为乡村旅游迫切需要从注重数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生态和经济和谐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种发展模式［12］。叶兴庆结合未来15年乡村发展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乡村功能的重要性，提出建设“四高”乡村（高品质农产品生产、高活力创新创业、高品质居住生活、高颜值生态），整体体现了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未来方向［13］。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高质量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并从不同侧面阐释了高质量乡村振兴内涵和路径。但是，总体来看，对高质量发展如何指引乡村振兴、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内涵目标路径是什么等问题没有深入和清晰的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回答为什么提出高质量乡村振兴、什么是高质量乡村振兴、如何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等问题，弥补当前关于在乡村振兴中如何贯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研究不足。
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到《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振兴制度更加成熟。在此期间，各地也进行一系列有益实践探索。比如：在乡村建设方面，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桥村开展“五清二建”工作和“351”日常保洁机制，重点包括清垃圾、清路障、清杂物、清庭院、清污染和门前三包、每月逢“五”全民清扫、每“一”月进行一次评比等举措。乡村治理方面，积极动员各界力量，激发农户内生动力，不断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面。比如：云南省镇雄县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广泛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干部规划家乡行动，截至2021年11月底，开展了乡情恳谈会119余场、实地踏看190余次。社会事业发展方面，重点关注老人和小孩，探索了一批可行可复制的经验。比如：江西省新余市的“颐养之家”，为70岁以上农村留守、独居老人提供日间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平均每“家”建设费用10万元，老人入“家”每月缴费200元，整体可负担。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发展的“有没有”是数量的问题，在过去通过高速度增长和硬件建设来解决；“好不好”是质量和效益问题，就是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解决。从笔者在中西部七个省份45个村庄的调研发现，当前很多村庄存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质量不高的问题。结合我国乡村发展所处阶段的复杂性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性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乡村振兴战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势在必行，这既是乡村振兴问题导向使然，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导向的要求。
（一）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截至 2020年底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符合进度要求①(详细的进度数据可参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20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编写。)。但这些指标更多的是体现“有没有”的指标，如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有村规民约的村占比等，而“好不好”的指标较少。实地考察乡村建设情况就会发现乡村振兴的质量让人堪忧、后劲明显不足。
一是乡村产业项目多，但是科技水平低、市场竞争力弱。虽然云南、贵州、甘肃等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业具有发展潜力，但目前来看这些地区的农业仍然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主，小农经济的特征依然没有改变。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比如西部地区有些脱贫县的人均 GDP仅在１万元左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财政自给能力多在5％以下。
二是农业产量基本稳定，但是农业造成的污染较为严重。当前农业增收的动力主要是化肥和灌溉，如果减少化肥使用量，那么粮食产量会下降。过量使用化肥不利于经济与生态的平衡以及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同时，由于近二十年来粮食的价格基本没有提高，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很低，部分地区存在两季稻变一季稻、利用再生稻完成两季稻任务的现象。
三是乡村基础设施较全，但是有效利用率低、管护不够。许多村庄存在有路无车、有管道无水、有学校无老师、有污水设施无处理、有娱乐场所无人用、有卫生室无医生等问题。高寒地区冬季水源不稳定、来水量比较少问题较为突出，许多山区村的饮用水是小工程供水，存在没有净化就直接入户的问题。
四是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全面，但是受益标准相对较低。医疗方面，虽然城乡居民医保报销门槛、报销比例、报销限额基本统一，但是城镇居民大多数是缴纳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居民医疗保险的差距依然很大。在养老方面，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为23.81％，比城镇高出7.99个百分点，但农村养老面临子女外出务工无法养、政府无能力养等问题较城镇更为突出。大部分地区农村养老保险每月领取金额在100元左右［14］，2018年城镇居民的养老金是农村居民的9倍左右［15］。
五是乡村基层治理纵深长，但是服务意识和能力不足。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到村任职，基层组织的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大部分村主任、村书记依然由村民担任，学历较低、党员占比低、年龄偏大，基层治理主要以管理为主，服务意识欠缺。
（二）当前我国乡村发展所处的阶段
研究农业农村发展阶段的主流理论有三类。其一是李斯特农业发展五阶段论，以分配占有的变化为划分依据，将农业生产划分为原始阶段、畜牧阶段、农业阶段、农产品加工阶段、农产品加工商业化阶段。其二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六阶段论，以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变迁将原始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消费阶段。其三是克利夫顿·沃顿提出的农业三阶段论，认为第一阶段是静态的，第二阶段是过渡的，第三阶段是动态的，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变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半自给农业向商品化农业的转变，是低资本农业向高资本农业的转变［16］。
按照李斯特的划分，我国正处于农产品加工阶段向农产品加工商业化阶段转变；按照罗斯托的划分，我国正处于向成熟推进阶段到高消费阶段迈进［17］，农业对经济发展失去主导作用；按照沃顿三阶段论，我国农业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按照上述理论，农业农村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农村经济社会对于城市化、工业化等外部因素的调整适应过程。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需求正在逐步升级［18］，只有抓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有效配置促进发展的各类元素，实现更高效、更均衡的过渡。综上所述，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处于这一转型和过渡阶段。这一过程是创新和科技元素在农业农村的深化期，是复杂而且深刻的转变期。国际经验证明，这一转型阶段是提升乡村发展质量的关键期［19－20］。因此，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农业农村转型阶段的主导战略，需要深入贯彻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弥补转型阶段的不适应和不均衡问题。
（三）乡村振兴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
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主要集中在乡村。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就需要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统领乡村振兴全局。
其一，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行家庭承包经营、深化农村改革等战略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消除贫困的基础依然薄弱，相对贫困依然大范围存在，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造成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城乡二元发展结构造成的生产要素配置失衡，要破解要素配置失衡问题就需要更加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转变对于城市偏向的观念认识，促进人口更加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土地资源的价值化。
其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必须有乡村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完成“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条件。乡村振兴的关键就是通过有效配置农村的资源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根本目标，这一过程中必须要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
高质量乡村振兴强调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施加于乡村发展规律，主观能动性强调理性和控制，理性通过市场体系影响社会，控制通过政治体系实现对人的约束，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以共同理性制定规则，然后通过政治体系影响乡村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需要确定共同理性计算获得的目标体系，从而制定约束规范，这种共同理性计算的目标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依照目标对社会施加控制时需要协调经济社会自然规律，在乡村振兴中最关键的规律就是乡村发展规律，主要有空间配置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等，只有充分认识这些规律才能有效地对乡村振兴的主体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共同理性目标。
（一）高质量乡村振兴源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意味着，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指引。但是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和理念指引并不仅仅是新发展理念。提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在拓展了新发展理念的内涵，当前理论界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的拓展。除了新发展理念之外，任保平等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充分、持续、稳定等内涵［21］，张军扩等提出了高质量发展高效、均衡的内涵［22］，赵剑波等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概括为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等三个视角［23］。结合现有研究，可以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为目标、理念、标准等三个方面。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张军扩等的定位可以概括为“四个充分 ＋四个均衡”：资源配置效率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高、技术水平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高、“五位一体”均衡发展、空间均衡发展、成果分配均衡、人与自然均衡［22］。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任保平等认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是发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稳定性的综合［21］。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金碚强调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综上所述，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新发展理念，通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充分、可持续、稳定、高效、均衡发展，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系统［24］。
（二）高质量乡村振兴需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以实干促振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25］那么，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究竟需要遵循哪些规律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对象？目前对乡村发展规律的专门性研究是比较欠缺的。有观点认为是城乡发展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生态发展规律等三大规律，也有观点认为是市场规律、自然规律、乡村建设规律、城乡发展规律等四大规律。结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乡村振兴主要需要遵循三方面的规律。
１．空间配置规律
土地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载体，空间配置影响了人类的行为活动。乡村发展需要关注的空间配置规律包括城乡空间配置规律、乡村空间配置规律、村庄演变发展规律。在城乡空间配置方面，城乡空间配置主要受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是非农生产的经济聚集空间对分散的农村生活生产空间的竞争。一般来说，城镇化有两个基本条件：剩余粮食的生产能力和剩余农业劳动力。粮食和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要素转移支撑了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不仅侵占了农业用地，也会吸收农业剩余粮食和剩余劳动力，从而造成农村的萎缩和空心化。农村的萎缩和空心化之所以没有在短期内产生限制城镇化的进程，主要由于技术进步产生的农业生产率提升破除了“马尔萨斯陷阱”。这种技术进步主要包括机械化和生物化两类，以化肥化和农药化为主的生物化会破坏农业生产生态，抑制农业生产率的提升。整体来看，城镇化的前提是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而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进步需要限制对农业生态的破坏，如果能够达到一种平衡，那么城镇化的进程就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距离发达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80％还有一段距离，当前我国城乡空间配置的规律依然是城镇化主导的农村缩小和城镇扩张。在乡村空间配置方面，乡村空间可分为生活空间、农业生产空间、非农生产空间等，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是生活空间对生产空间、非农生产空间对农业生产空间的挤占过程。在村庄演变规律方面，乡村演变受传统规范的约束，村庄的现代化是一个慢过程。近年来，虽然乡村人口规模在快速下降，但行政村和自然村的数量减少较为缓慢，整体趋势是大规模村庄在增加。2008年至2020年，行政村数量由56.88万减少到49.30万，自然村由266.60万减少至236.29万。2013年至2020年间，500人以下的行政村由10.97万减少到6.9万，数量减少超过了三分之一；500～1000人的行政村由17.08万减少至11.54万，数量减少超过三分之一；而1000人以上的村庄由25.67增加至30.88万。
２．社会发展规律
虽然空间配置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决定空间配置的过程是人的行为过程，空间扩散的过程其实是货物人口的移动、财政金融的往来和信息的流动等社会元素扩散的过程，因此我们可将乡村发展的社会发展规律总结为人口变化规律、资本投向规律和信息扩散规律。人口变化的规律之一是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这两者在中国都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资本投向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工农生产率的差距决定了资本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信息的扩散过程是城市向农村的扩散，比如农业生产机械技术和生活技术，以及非农生产和贸易服务业从城市向农村的扩散。
３．产业发展规律
农业产业结构软化是现代产业发展的主要规律。从宏观层面看，农业产业结构软化的基础是产业结构转型。随着经济发展，无论是产业增加值占比还是劳动力占比，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将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呈现倒“Ｕ”型增长，而第三产业占比将不断上升。在这一经济结构转型完成之前，由于劳动力无法及时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将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滋生了城乡的不平衡发展。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在没有外部政策干预的情形下，这一不平衡发展甚至会进一步恶化，形成累积性循环。从农业发展来看，农业产业结构软化表现为农业生产中硬要素投入减少，软要素投入增加［26］。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其实是工业化初期的马克思类型增长向工业化发展高级阶段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的转型过渡，马克思类型增长是以资本积累为主的经济增长，库兹涅茨类型是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27］。总之，农业产业结构软化就是通过提升硬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科技水平、强调知识应用的农业高附加值创造过程。
（三）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内涵特征
既然乡村的发展不能完全违背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如何将高质量发展的主观意愿融入到乡村振兴战略当中，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难题。我们既不能违背乡村发展规律行事，也不能任乡村发展造成城乡发展失衡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发生。因此，我们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思想统领，遵循规律，积极有为地推进乡村振兴，走以人为本、提质增效、绿色引领的高质量乡村振兴之路。
以人为本的乡村振兴，是指着眼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有为推动乡村振兴。以人为本体现了乡村振兴的工具性价值和建构性价值。从工具性价值出发，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乡村人口的主体性作用，激发其参与乡村规划和乡村建设。从建构性作用出发，乡村振兴需要遵循人口迁移规律，优化城乡空间、乡村空间，循序渐进推进乡村撤并，构建适宜的生活圈，提升乡村生活质量。
提质增效的乡村振兴，是指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本真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创新和知识供给提升乡村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其一是遵循空间配置规律，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平衡、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统一。其二是加快城乡均衡协调发展，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其三是促进向乡村的知识转移，积极培育新型农村经营组织，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品牌化，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其四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软服务能力，切实提升医疗、养老、教育、托幼的服务质量，提升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绿色引领的乡村振兴，是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遵循，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对于乡村来说，“绿色”具有多层含义。其一，绿色是乡村的本色，绿水青山是乡村于城镇的根本不同之处，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乡村，就是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其二，绿色是乡村的一种特有价值，这一价值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增值，乡村发展需要依靠绿色价值，吸引城镇人口返乡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绿色乡村。生态资源资产化、资本化是乡村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28］。其三，绿色在经济上具有投入减量的内涵，乡村绿色发展需要以科技创新提升农村生产活动的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化肥农药等有害投入的减量。
以人为本、提质增效、绿色引领是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以人为本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和内生动力，只有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乡村振兴的始终，才能真正提高乡村居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提质增效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手段，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为实现以人为本的乡村振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只有着眼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质量特性，才能打造“等值化城乡”，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在实处。绿色引领意味着乡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升，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乡村振兴的提质增效提供了持久的资源保障。
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必须认识到中国乡村格局的复杂性、乡村发展的艰巨性和制度变迁的长期性，稳扎稳打，分阶段推进；尊重差异性，梯次推进。“十四五”时期是确定未来乡村振兴主方向、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要结合当前乡村振兴的难点和短板，贯彻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
首先，以人为本方面的重点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基层干部能力建设。其一，在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方面，需要持续督导、压实防返贫监测和帮扶责任。脱贫攻坚期结束后，虽然没有签订乡村振兴责任书，但仍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放松。进一步强化省、市、县、乡、村各级政府对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的责任意识，配齐一线人员，尽锐出战，加强程序公开公正，强化措施科学精准，督促各地切实做到“监测对象找得准”“风险措施用得实”“风险消除做得好”，确保从监测对象认定到风险消除全过程的公开公正与科学精准。当然，脱贫县因脱贫摘帽时间不同，5年过渡期内推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间节点也会有所差异。2016年，28个贫困县摘帽；2017年，125个贫困县摘帽；2018年，283个贫困县摘帽；2019年，344个贫困县摘帽；2020年有52个贫困摘帽。2016、2017年摘帽的脱贫县到目前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已经较高，防止返贫的压力不大，而对后三年脱贫的县来说，脱贫群体的内生动力不足，脱贫地区整体发展也比较滞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首要任务。其二，在基层干部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基层干部跨区域交流学习力度。跨区域交流学习是基层干部开阔眼界、提高工作素养的重要手段，建议干部主管部门建立基层干部定期跨地区交流学习机制，更大规模地输送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到东部沿海地区考察交流学习，促进全国乡村间的均衡发展。
其次，提质增效方面的重点是提高农村产业质量和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一是尽快施行不同品质粮食的价格差异化收储机制。缓解稳粮价和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矛盾的一条重要策略是引导粮食精致化种植，构建适合高品质粮食市场交易的收储机制。建议国家粮食部门启动高品质粮价格差异化收储试点，根据试点尽快开始粮食差异化收储机制改革。二是建设以乡镇为枢纽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打造全国一体化网上市场。电商、直播带货等新经济给农村地区衔接外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能够赋能农村特色产品更好地对接市场。建议围绕市场需求推动农村电商组织化，构建以乡镇为枢纽，集储藏、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集散中心。三是从根本上推进农民组织化程度，助推粮食生产的规模效应和技术应用水平。目前全国农民合作社总数已经超过220万家，但是空壳化现象很是突出。建议主管部门和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出台以经济产出结果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社考核制度，挤出农民合作社虚化水分。
最后，绿色引领方面的重点是生产投入技术改造和村庄规划绿色指引。一是建立农村技术服务满意调查制度，有利于科研农技人员从农村实际需求出发，研发能够替代化肥、农药等生产投入技术，助推农村产业绿色持续发展。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已在我国施行20余年，但是从调研情况看，农户真正获得的技术服务非常有限，地方工作人员和农户对技术的需求呼声很高。因此，建议通过12396新农村科技服务热线匿名调查农技人员服务满意度，助力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的进步。二是用村庄规划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目前农村产业建设频繁变动更改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较为突出，建议将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村庄绿色环保建设等纳入村庄规划基本内容，加强特色产业的可行性和长期性培育，推动村庄环境的环保舒适安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