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甘肃社会科学》第6期 张琦 冯丹萌）
内容提要：2020年是我国全面消灭绝对贫困的关键年，但同时也是脱贫地区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如何使贫困地区能够稳脱贫、久发展，是我们一直需要关注的问题。绿色发展理念对于贫困地区脱贫乃至振兴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是关乎贫困地区能否长效发展的关键点。因此本文主要针对2020年脱贫目标以及未来长期的乡村振兴发展，从绿色发展角度构建贫困地区绿色减贫机制，重点在于深度挖掘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充分转化绿色资源的经济、文化和生态价值，提升贫困地区的内在动力，进而促进贫困地区快速脱贫，稳步衔接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乡村振兴，贫困地区，绿色减贫，长效机制
一．引言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始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国家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主要体现内容之一。随着生态环境资源对全球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绿色发展理念对于人类整体的逐步凸显，贫困的概念面临新的突破和发展，绿色贫困也逐渐出现并成为人类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文化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居民对物质和精神需求也逐步提升。同时，随着绿色发展大战略的确定，由环境、生态、资源等自然因素引起的绿色贫困也日渐成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棘手问题，因此绿色减贫是目前乃至未来中国减贫战略的必然趋势，是长远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突破口。然而，绿色减贫概念究竟如何界定、绿色减贫研究机制怎样形成、绿色减贫路径如何实现都是目前中国乃至全球亟待研究的问题。
对于如何结合绿色发展与减贫，转变传统减贫模式，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减贫机制是近些年学者一直探讨和研究的主题，有许多学者已关注生态环境与贫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态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刘慧、叶尔肯·吾扎提（2013）认为，要实现生态环境改善，贫困人口脱贫的最佳途径就是生态扶贫。郭来喜和姜德华根据1995年划定的592个重点扶贫县进行分类分析，得出生态环境的质量与贫困之间关联较大，环境越差，对减贫的负向作用越大[16]。曲玮等(2008)[17]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多维角度研究自然条件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孙昕萌、石美遐（2011）在研究三江源地区扶贫脱贫时，认为三江源地区生产资源的破坏严重阻碍该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吴大华等（2015）[21]以反贫困的超前视角，提出关于“生态文明与反贫困”的最新论断，围绕“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这个主题来探讨当下的反贫困问题。戴旭宏（2012）[22]提出绿色扶贫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既是贫困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需要，也是提高综合效益的需要。可以看出，随着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认识的逐渐客观化，很多学者都提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两者对立”的关系。但是学者普遍研究的重点是生态环境与减贫之间的“物理”关系，更多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冲突”关系，而对于绿色减贫的内涵延伸、以及绿色资源与减贫形成的“化学反应”研究甚少。
二、绿色减贫提出的意义
绿色减贫是新时期以来根据全球贫困特征以及全人类发展目标而提出的可持续减贫战略，然而从人类的发展规律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看，绿色减贫理念的出现并不是突然诞生的，而是随着人类与自然的不断发展、不断摸索、不断磨合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1．绿色减贫是衔接贫困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关键纽带。2020全面脱贫是中国全部贫困地区的共同目标，但同时也面临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的挑战。因此如何做到全面脱贫以后快速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是目前贫困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绿色发展是以当地的长远发展为目标的，因此从实施内容上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注重从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发展观念以及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改善，防止返贫现象或者代际贫困现象的出现，这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避免脱贫后无法自力更生的现象出现；同时，绿色发展秉持人、自然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原则，充分保护和有效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在合理范围内“ 精而巧”的开发一些生态扶贫项目，增收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生态保护重视度，为贫困地区保留了“绿水青山”，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态宜居“相吻合。因此，绿色发展不仅仅是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的重要手段，也是衔接乡村振兴的有效桥梁。
2．绿色减贫为2020年后中国减贫指明新方向。2020年中国将在现有标准下，实现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即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点下的贫困问题基本解决。很显然，一方面这种脱贫是在现有标准即2010年2300元（不变价格）下的脱贫，也就是说初步完成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一项历史性功绩，也预示着中国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的脱贫还是一种低标准下的脱贫，与2015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1.9美元新贫困标准比较，仍有一定距离。事实上，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并不意味着贫困完全消除，当然，消除绝对贫困是不可能的，贫困永远存在，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贫困问题始终是人类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中国的减贫之路也不会有终结。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后，中国扶贫脱贫的目标和任务将会倾向于相对贫困问题，或者说低收入群体。绿色发展理念的融入为未来中国实现精准扶贫之后的减贫道路奠定宏观性指导。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看出，经济与环境协同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全人类共同的发展之路，在未来的减贫道路中，不仅脱离不了绿色发展，而且绿色发展理念将会越来越凸显。随着绝对贫困人口逐渐减少，解决相对贫困在未来减贫中将是主要面临任务，生态环境保护对于相对贫困的影响力也将会不断提升，绿色发展将起到一定指导和参考，绿色发展带来的绿色福利，将促进中国减贫之路健康、可持续发展。
3．绿色减贫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减贫经验的“点睛之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效可谓是世界性的“奇迹”，7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当然，也在减贫探索中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减贫经验，而绿色减贫是中国减贫经验中的精华与创新。随着中国减贫道路的不断摸索和创新，从传统的“大水漫灌”式到精准滴灌扶贫，从被动式的给予扶贫到“授之以渔”的内生性扶贫，从经济主导的单维扶贫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减贫，中国减贫道路逐步朝更健康、更长效的方向在走，而绿色减贫正是中国实现稳定脱贫和长期发展的有效经验。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不断突出，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在不断增强。绿色减贫理念的提出正是顺应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化发展思路，也是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效体现，更是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与减贫相融合所做的示范，为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可持续发展做表率。
三、绿色减贫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绿色减贫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而实施的减贫战略，是以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为任务的发展战略。绿色减贫在传统减贫基础上具有更长远的理念和宏观视野，同时更针对于目前中国整体贫困特征而实施的针对性减贫策略，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贫困地区绿色减贫的内涵
根据绿色发展和精准扶贫的相关研究，可将绿色减贫定义为：绿色减贫是根据一个地区的自然、生态、文化等资源特征而实施的可持续减贫战略，从地区生态环境等绿色资源入手，通过构建绿色资源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价值循环机制，最终达到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的发展战略。其中，“绿色” 不仅仅指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同时也代表一种包容性的、可循环的益贫式发展模式和路径。贫困地区绿色减贫是将绿色发展与减贫有机结合的减贫新理念和新升华。
从内涵来看，贫困地区绿色减贫主要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绿色发展与减贫为共同任务的长期发展战略。充分考量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在减贫过程中注重绿色资源环境保护的包容式减贫发展模式。绿色资源保护是减贫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维度，[1]其中绿色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生态资源，如水、土壤、森林、大气等基本自然资源。此层面是绿色减贫较为基本的内容，也是绿色发展与减贫相融合的直接体现形式。从微观层面来看，主要指通过绿色的、可循环的方式达到减贫目标的新型减贫模式。一是通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达到提升贫困地区发展水平，提升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目标，同时节约一部分不可再生能源，如利用太阳能、光伏、低碳等资源达到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效果。二是指以绿色资源为资本，在生态可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建立可循环的绿色产业机制，在创造经济效益基础上达到减贫效果，如发展旅游业，通过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建立旅游产业链，从而在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同时，对当地环境也具有良性影响。这是绿色减贫的核心及创新内容，打破绿色资源的传统价值，将生态资源通过市场货币化, 使其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 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 进而达到减贫效果。
（二）绿色减贫的理论基础
1.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全球发展战略，是指在达到人类发展需求的同时，又维持自然系统为人类持续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来的资源和系统服务的平衡状态。可持续发展在早期提出时主要是针对于当时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逐渐演变为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的理念。从人类发展角度而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也是满足不同代人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在实现过程中遵循三大原则，即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所谓公平性，是指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遵循本代人横向之间的平衡发展，及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纵向发展，在满足当代人基本需求的同时，充分考量后代人在未来发展中的发展潜力。持续性是从生态角度出发，保证生态系统在受到干扰或破坏时仍能保持其生存能力，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和承载能力。共同性是指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全球共同参与，共同协调，人与自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主体。
2. 绿色发展理论。绿色发展是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提出的发展理念，旨在发展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贯穿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绿色发展是将绿色经济、绿色社会和绿色政治等有机结合的综合发展体。从经济方面来看，绿色发展是指在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基础上，依靠高科技水平节约生态资本，发展低消耗、低能耗的经济发展路径[3]。从生态方面，绿色发展是指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的包容性发展方式，宗旨是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从本质看，绿色发展理论的提出来源于三方面:一是从中国古代而来的“天人合一”的智慧，即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处、共存、共荣，呵护人类共有绿色家园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共生关系。体现了一种科学发展观念，是从经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综合发展的理念延续和升级，是人类科学发展的表现。
3. 循环经济理论。循环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最早提出，是指以整个社会因素循环应用为目标的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较高的资源生产力的核心是降低浪费成本，避免造成污染的生产方式[4]。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侧重内部的回收循环，对资源的利用最终停留在污染层面，而未形成内部循环机制。而循环经济则侧重的是一种经济与生态资源之间相互转化的发展模式，由传统经济的单线性发展机制升级为由资源到经济效益，再次反馈到资源利用的连贯模式，使整个经济系统得到优化[5]。与生态经济相比，循环经济同样强调可持续发展，但是具有不同之处。生态经济侧重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循环经济则注重的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顺畅运作，更侧重资源的重复利用，以及在利用过程中注重资源的节约和成本的控制。
四、贫困地区绿色减贫的内在机制
要实现绿色减贫，其本质是要完成贫困地区绿色资源向经济、社会以及生态价值的转化，进而形成贫困地区核心内源驱动减贫动力。“绿色”因素在循环中不仅仅是目的导向，而是经济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中间要素，是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绿色资源的经济价值，使绿色资源在经济市场中的需求提高，带动社会、政府及贫困人口自身对绿色资源保护的重视度提升，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绿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往往具有丰富的绿色资源，绿色减贫恰恰有效凝结贫困地区各种资源条件，提升贫困地区资源利用间的平衡关系，使绿色减贫循环模式通畅运转。首先绿色减贫机制以贫困地区的综合发展为目标，突破仅以经济为主的单维度减贫模式，融合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健康等不同维度协同发展。其次，绿色减贫充分考虑不同贫困地区的绿色资源现状和特征，以其本身现有的资源条件进行针对性的合理性开发减贫模式，分区域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提高当地贫困人口对于自身地区发展的把控能力，从而提高贫困人口整体内生发展能力及减贫主动性，使贫困人口从被动的接受式减贫发展到主动创造性减贫。最后，绿色减贫各个环节间都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带动的“环环相扣”关系，形成“绿色资源利用—经济、社会及文化水平提升—绿色资源投入—绿色资源再度利用”的循环模式。由此看来，绿色减贫的核心在于其内部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等互相转化、互相配合的机制。
（一） 绿色减贫的生态价值凸显机制
根据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生态资源环境与人类的发展从一开始并不是分裂和相违背的关系，生态资源的保护对于人类发展起到促进的积极作用。尤其对于贫困地区，由于地域特征、自然条件以及自身的限制性开发等约束，贫困地区在国家发展中实际承担了“生态保障”、“资源储备”和“风景建设”的角色[6]。绿色减贫在价值转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赋予绿色资源更长远的意义和价值，挖掘和开拓绿色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打破传统使用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方式，有效使绿色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绿色资本进行投资，从而达到价值的最终转化。首先，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集中于偏远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单一，绿色资源是贫困地区经济活动的的重要依赖资源，为贫困人口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对贫困地区减贫具有隐性的正向作用。其次，绿色减贫完成贫困地区资源价值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转换。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转变，是当下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绿色减贫强调生态保护的同时，也旨在建立一种依靠良性生态资源为动力的生态经济体系，利用绿色资源为生产要素，通过贫困人口的参与和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在合理开发绿色资源基础上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价值，使其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最后，绿色减贫是经济价值有效反馈于绿色资源环境中的再一次转换过程，完成绿色资源与经济的逆向循环。绿色减贫利用绿色资源转化成的经济价值，再一次逆向反馈到绿色资源的保护和投入中，为下一轮的机制中再次提供基础。在此过程中，经济价值除了提升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之外，一部分经济价值逆向转化为绿色价值，如旅游业的生态资源保护投入及基础设施投入等，依靠绿色生态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再一次投入到自然资本的投入中，打通经济价值与绿色资源的逆向连接，形成绿色资源与经济价值的闭合循环机制，为绿色减贫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和基础。
（二）绿色减贫的经济价值转化机制
生态资源除了本身具有的稀缺性之外，同时还具有消费性[7]，即生态资源除了自然价值外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是针对于人类为主体而言的。人类在对生态资源利用开发时产生的利益就是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然而如何在绿色减贫机制中体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既要达到减贫效果，又要避免生态资源的“一次性”消费是核心内容，这种经济价值的体现是建立在生态资源自身的稀缺性基础上的。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本质上来讲是在一定的规模前提下，从环境中获取各种资源，经过生产和消费，又将其反馈到环境中的一个内在的物质循环系统。同样，在整个商品市场中，生态资源与其他资源一样具有经济价值，而这个价值的体现过程也当同样遵循市场的运行规律。“生产-消费-分解”是生态系统的基本代谢功能。生态因子的流动服从物质平衡的原理，构成生态系统的循环机制，各个物质在此循环机制中最终都可以通过植物利用的方式重新投入到生态环境中。绿色减贫正是遵循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态系统的循环原则，在维护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行的基础上，完成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达到减贫目的。
从资本要素视角来看，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而绿色减贫的本质就是贫困地区内部绿色资源向绿色资本的价值转化过程。绿色资源曾在过去很长时间被理解为与经济收入相关性不强的要素，甚至一定条件下还会阻碍经济水平的发展，然而这种观点随着不断的深入研究逐渐被推翻，在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发现，绿色资源除了自身所具有的生态价值之外，与经济水平发展也具有内在偶合性，一个地区的绿色资源好坏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内部关系。因此在绿色减贫中，绿色资源除了维护本身的生态特性之外，充分发挥绿色资源的商品价值，发挥其生态价值外的经济资本角色，使绿色资源作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本惠及到每一位贫困人口中。第一、生态资源的景观价值。从经济角度来讲，绿色减贫本质是一种长期的经济投资机制。绿色减贫并不仅是在传统减贫基础上增加绿色发展，而是构建一种绿色发展的减贫方式，通过提升绿色资源的保护程度和利用价值来直接或间接的提升农民收入，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态环境较好的贫困地区，生态资源丰富，绿色减贫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景观价值，在合理开发范围之内，借助于市场需求，创造经济价值。比如一些贫困地区根据先天的自然景观优势、地理位置优势等发展景观旅游产业，通过满足游客的观赏需求及精神需求达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从而提升贫困地区人口收入水平进而达到减贫目标。如此一来，自然环境不仅仅是以保护为目的的任务，而是提升当地居民的关键要素，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成为其提升收入的必要投资。因此，居民借助良好的生态资源环境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再次投资于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中，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系统。生态资源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扭转传统绿色资源的开发式发展模式，从传统的“资源-减贫-污染破坏-资源再开发”的恶性循环转变为“资源-经济价值-减贫-资源再投资”的良性循环，使绿色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达到提升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目的。第二，生态资源的生产价值。农业是贫困农村地区的主要产业支柱，与生态资源发展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是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生产价值的有效体现。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农、林、牧、副、渔等综合起来的农业，是以经济发展为动向，结合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是贫困地区绿色减贫的来源之一。生态农业通过利用较高的现代科技和技术水平提升传统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同时，生态农业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循环利用，如土地的限制开发保护、农药化肥等控制等，降低在生产前、中、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从而促进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从本质看是生态农业同样是生态资源的循环过程，从生产到产出再到销售，再到新一轮的投资生产，完成从资源到资本的自然转化，使贫困人口从中获得经济效益并达到生态资源的循环发展。同时，生态农业的另一种形式是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特性，结合农业生产和生态资源的发展交集，通过林下经济、种养结合等方式有效结合生态资源与农业协同发展，在提高单位耕地面积产量的同时，也保障了生态资源的保护效率，完成生态资源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双向转化。第三，生态资源的市场价值。根据生态资源的内容与属性，主要是指土地、水资源、生物和气候资源，绿色减贫依据贫困地区的资源内容、特征及优劣势，在衡量不同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为前提，通过选取合适的、具有一定经济效应和被开发承载能力的绿色资源进行开发，投入贫困人口劳动力，通过市场调节，透过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对绿色资源形成合理配置，达到贫困地区经济效益的目标。在生态资源的市场价值体现过程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绿色农业的市场价值，农业作为一种生态良好型绿色产业，本身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是绿色减贫的核心力量之一。贫困地区根据市场需求，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有效调整农业结构，通过创新生产技术等手段完成农产品数量向质量的升级，发展优质、绿色农产品，促进农业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产品经济效应，推进农业市场价值转化。二是水、空气等生态资源本身的市场价值。由于地域间生态环境的差异性特征，生态资源对于不同地区的人群来讲都具有其独特属性，产生一定的市场价值。比如空气、水等自然资源由于地域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消费价值。绿色减贫通过可持续的、包容式的的减贫方式使绿色资源流动方式由传统的封闭式转变为市场参与的资助循环式。如生态环境良好的贫困地区通过“卖绿色”“卖空气”等消费手段，由于地域的需求，据生态资源产生一定地域稀缺性，将生态资源的消费性合理利用，转化为消费产品，从而满足部分人群对良好生态资源的享受，同时达到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经济价值的转化，进而惠及贫困口人，达到绿色减贫效果。第四、生态资源的参与价值。生态资源在经济价值转换过程中，除了依靠本身的特性直接被消费之外，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参与性。这种参与性可以体现为与其他资源相融合而产生的内部参与性，同时也体现为在整个经济效益转化过程中，使消费群体产生的一种参与感。依据农村现有的资源，主要可以分成几类：（1）生态休闲旅游模式，主要依靠贫困地区的森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发展具有参与性的生态旅游模式，使游客通过亲身参与而获得精神和身体的满足感，从而达到资源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根据游客的需求和资源的禀赋，主要可以将生态休闲旅游分为几类：第一类是休闲养生类，主要依靠贫困地区特有的良好生态环境，结合养身理念，为游客提供一种短暂的享受环境，比如森林氧吧、汤浴、山野运动等方式。第二类为生态餐饮，主要是结合生态环境与饮食消费，形成一种生态主题的饮食项目。此类项目往往也和第一种（生态休闲旅游模式）相结合，形成配套产业，比如目前开发较多的农家乐项目，结合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形成原生态的饮食消费方式，使游客获得感官和精神的双重享受，同时使贫困人口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第三类是生态住宿，主要依靠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形成具有特色的住宿项目，如生态露营、森林木屋等方式，使游客体现亲身融入生态环境中的感受，获得新的旅游体验。（2）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乡村休闲旅游主要是结合农村农业优势，充分挖掘农业的多功能特性，探索生态旅游与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相融合的减贫模式，其本质是推进农业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以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理论为依据，达到乡村资源的高效利用。从参与形式来看，乡村休闲旅游主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是休闲农场，是指依靠贫困地区农业资源优势，通过向周边城市居民提供一定的耕种条件，使城市居民通过参与种植、采摘及餐饮一系列过程获得绿色生态农产品的同时，也获得对于乡村生活方式的参与式消费需求，从而达到贫困地区经济效益的转化。二是乡村休闲旅游，主要是通过结合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农业资源以及民俗风情等条件，游客通过参与其中体验美丽乡村的自然和人文特色，比如生态采摘、垂钓等体验方式，满足游客的参与感，从而使贫困地区获得经济效益，同时，乡村休闲旅游的开发从另一方面也提升贫困地区自身对于生活环境、卫生条件及医疗条件等外部条件的投资，使贫困人口客观健康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从而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生活质量。
（三）绿色减贫的内在文化价值升级机制
文化资源是绿色资源的一种，是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资源。文化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文化资源是人类从事的一切文化生活的总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体现。狭义的文化资源是指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具体文化活动。对于贫困生活而言，广义和狭义的文化资源对绿色减贫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从经济角度而言，文化资源同生态资源一样，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尤其对于目前中国发展结构来看，人们对于文化资源的需求日趋上升，文化资源在市场上的价值不断体现出来，文化资源对于贫困人口同样具有减贫价值。因此，贫困地区依靠当地独有的文化资源，建立特色文化产业，是文化资源价值转化的重要思路。从社会和经济角度看，生态环境与贫困都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滞后共同造成的双恶化现象[8]。在贫困地区，往往呈现出生态与社会双重脆弱的问题。自然生态脆弱是指自然生态环境因天然条件差或后天遭受破坏而造成的承载能力较低现象；而社会脆弱是指一个区域社会关系和结构稳定受到先天或后天的破坏，导致潜在的受灾因素、受伤害程度及应对能力下降现象。社会脆弱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一个区域内人群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如老龄化严重，外出劳动力转移造成区域内人口结构比例失调现象；二是一个区域内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突出，是社会结构不平衡导致的直接问题；三是一个区域的社会文化如习俗、传统内部性因素受到破坏或遗失的现象。绿色减贫从贫困人口结构、贫困地区社会矛盾以及贫困地区传统社会文化保护等方面建立减贫机制。
文化资源的匮乏和遗失是贫困人口物质缺乏之外面临的精神层面困境，也是绿色减贫理念的一大内容，是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减贫的主要动力之一。绿色减贫中的文化维度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从文化观念和思想观念转变，主要指贫困人口对绿色减贫理念的认识及领悟，对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减贫战略的思想认同感，提升对减贫政策的契合度和配合度，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主动性。二是技术和知识教育培训，主要指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旨在提升贫困人口的生产能力。三是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升，主要指以贫困地区自然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延续，提升贫困地区整体的精神文明建设及长期发展潜力。四是社会认同感，主要指贫困人口获得公平权益的机会和能力，使贫困人口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就业机会等方面同非贫困人口获得均等机会，提升贫困人口在整个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因此，立足文化角度，绿色减贫文化资源转化可以体现为几方面：
文化资源的精神价值传递。文化资源的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精神状态，而良好的精
神价值传递是利用文化资源减贫的核心机制。而这种精神价值可以表现为一种观念、一种生活状态，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内在涵养。首先，要想脱贫，首先要从观念上“扶贫”，而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就是文化资源的精神价值体现。对贫困主体而言，首先从主观意识上认清贫困及减贫的意义，才能提升自主脱贫的主动性。绿色减贫机制从文化资源着手，在把握文化资源的基本属性基础上，通过外界宣传、教育等手段使贫困人口从仅提升经济的传统观念转化为“健康、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共同推进的减贫理念，从观念上走出困境，完成文化资源价值的传递。其次，文化资源的精神价值也可以体现在人们生活状态上，绿色减贫通过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扩展文化内容，丰富贫困人口文化生活，使贫困人口从基本生活到精神层面，由经济水平到社会、文化等多种层面的改善，从成效上加深对绿色减贫理念的认同感。最后，文化资源的精神价值也体现在内涵和素质上，当今国际经济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劳动者综合素质的竞争，而同样绿色减贫中贫困人口素质提高是减贫成效的重要任务之一。绿色减贫通过绿色理念灌输、技术培训、教育扶持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基本技能，增强贫困人口减贫脱贫的内在软实力，培养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
文化资源的消费性价值转化。文化资源同生态资源一样，具有一定的消费价值[9]，
随着目前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提升，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逐渐凸显。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大多数贫困地区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主要指本身地区较为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具有一定意义的历史文化。文化资源由于本身具有的无形性特征，无法直接进行消费，但是文化资源可以选择一些实体产业或产品进行融合，来体现文化资源的消费性价值。绿色减贫充分利用贫困地区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习俗等非物质资源，通过结合旅游产业以及一些民间手工艺品，使文化资源找到依托实体，进而产生经济价值，促进贫困人口减贫脱贫。从文化资源的发展方向来看，贫困地区文化资源消费性价值主要有两个转化渠道：一是打造贫困地区历史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依靠贫困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比如少数民族村寨、小镇、民间歌舞、传统礼仪等等；同时可以依靠某些贫困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历史文化体验旅游，如红色革命旅游、历史传奇人物故居等等。其本质是根据市场需求，将贫困地区文化资源挖掘整合，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形成的减贫机制。除此之外，在文化资源与旅游业相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民俗文化产品的消费市场，民俗文化产品是在民俗旅游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产业，是依靠当地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特色商品，这种商品只有依附于当地的旅游市场才能体现价值，其本质是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所具有的差异性和稀缺性体现。比如剪纸、刺绣等手工艺品等，依靠当地的文化资源融入使其经济价值大大提升，为贫困人口带来经济来源。同时，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开发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的特色文化受到重视和保护，避免贫困人口陷入“文化困境”，文化资源得到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保护，在经济效益的支撑下，具有长期维持与发展的延续能力。
绿色减贫相比传统减贫模式而言，思路较新、实践较少，民众对于其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实践起来也需要一个周期。因此，为了更好的推进绿色减贫理念与实践相结合，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出适合贫困地区自己的绿色减贫新路径。
（一）以生态保护为导向发展产业绿色化减贫路径
产业绿色化是指在减贫产业项目的设计、实施及考核监测等环节融入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绿色资源的保护及限制，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升级、提升管理等方式增强产业的绿色化水平进而使得减贫产业趋于健康、可持续发展。产业绿色化要求可持续概念贯穿于企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回收、等一系列过程中[10]。在此路径实施过程中，主要以贫困地区绿色资源保护为侧重点，尤其对于生态较为脆弱的贫困地区，绿色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生态效率，为贫困地区打造一个健康良性的外部环境。同时，产业在绿色化过程中也为贫困地区带来一定的长期经济效益，增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潜力，对贫困地区的未来自身发展能力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绿色资源理念扶贫。绿色资源理念融合主要指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注重对当地绿色环境的包容性发展，提升当地政府、企业以及贫困人口自身的绿色资源保护意识。一是在项目设计中注意考核当地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对于生态保护区要进行保守规划和开发，尤其对于部分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贫困地区，需在扶贫规划中充分融入生态环境保护因素，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扶贫开发考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二是在扶贫产业和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绿色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比如在农业扶贫产业中，注重化肥、农药等单位土地面积使用量的控制。在发展畜牧业时，充分考虑植被的生长周期和生态可恢复性。在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推进生态环境长期发展；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贫困地区，严格按照标准控制生态资源的开发，制定严格考核体系，侧重推进有助于生态恢复的绿色产业。进一步推进结构调整和升级，改变原始的传统开发模式，采取一些新型可再生资源减缓生态资源的开发压力。
2.生态补偿扶贫。对于生态补偿的概念，国内还未形成统一共识，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以提供者为侧重，仅对提供生态服务提供者进行补偿；二是奖惩并用，在对保护生态环境行为进行补偿同时，也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干预并采取收费[11]。一个地区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贫困人口自身的贫困上，同样也体现在这个地区外部环境的贫瘠，主要指绿色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目前中国较多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因此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都是同样重要的两大任务，更确切的说，生态环境的“减贫”也是贫困人口减贫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补偿是将生态环境保护与贫困人口减贫完美结合的有效路径。根据定义，生态补偿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一是从生态系统自身角度出发，对恢复或破坏生态环境系统所产生的费用进行补偿。二是通过各种渠道使生态环境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内部化。三是对一个区域或个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投入的真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四是对于一些具有显著生态价值的生态环境区域进行投入。由此可知，生态补偿扶贫主要依靠以上途径对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倾斜，使生态环境受到直接或间接保护的同时，促进贫困人口减贫，同时，提升当地企业和个人对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具体来看，生态补偿扶贫主要通过几种形式对贫困人口进行扶持：第一类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扶贫机制，主要是政府实施生态补偿政策，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一定经济补助达到减贫效果。在中国最典型的、也是减贫力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均较突出的政策当属退耕还林政策。1999年由四川、陕西、甘肃3省率先开展退耕还林试点后，2003年中国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补助政策。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国家按一定标准补偿粮食，保障农户的粮食来源。在20世纪90年代西部退耕还林还草的试点工作中，现金补助标准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20元。2007年在20元的基础上，再根据地区划分分别额外补助每亩105元（长江流域及南方）和70元（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2016年补助调整为退耕还林每亩补助1500元，退更还草每亩补助1000元。第二类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参与设立专项基金进行扶贫，比如农业部对沼气工程项目的补助基金，林业部对森林生态补助基金等。第三类形式主要是依靠国际生态补偿机构进行合作扶贫，生态补偿在国际上发展实践较长，机制较完善，通过长期合作对贫困地区减贫效果显著。生态补偿对于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以及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具有显著成效，以退耕还林为例，截至2011年底，工程区退耕还林面积保存率达到98.9%。
（二）经济角度下的农业绿色产业化减贫
农业是与绿色资源联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农业的发展内容、发展规模以及发展对象都直接与当地绿色资源环境相挂钩，特定的农产品对于其所在区域的生态资源及其空间分布有特定的要求和条件，同时农产品的发展规模也直接以当地区域自然环境为前提。因此农业发展与绿色资源环境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和交集，农业发展与绿色资源环境的保护也促进绿色农业的实现。对于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是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主要产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古以来就指的是依靠自然环境从事农业生产维持生活的状态，要使贫困人口脱贫，首先就离不开农业生产，而要发展农业生产，更离不开对绿色资源环境的考量。因此，“绿色生态资源-农业-贫困人口”三者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关系，绿色农业扶贫结合绿色资源环境与农业扶贫，无论从绿色资源环境保护还是扶贫脱贫方面，都具有较高可行性。
1.依靠不同地区绿色资源环境禀赋顺时顺势发展相应特色农产品。“橘在淮南生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农产品对所在区域的温度、土地质量、空气、光照、海拔等自然条件要求，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不仅会对农产品品种具有要求，同时也会对同一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有影响。要达到高产值高质量的农产品，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选取适合生长种植的地区环境。首先，绿色减贫根据不同地区的天然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选取适合当地发展的农产品，如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自然海拔较高，最高达到1200多米，适合于种植农产品的种类较少。因此，当地通过对海拔及气温、土质等因素的考量分析，选取种植较适合于海拔高地区生长的核桃树。近些年，核桃树种植产业成为赫章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该地区的自然条件与其余地区相比较适合于核桃树生长，因此当地核桃品质和质量较高，在市场的竞争力较强，单位价格也比其他地区更高，具有逐渐形成赫章核桃品牌的发展潜力。其次，在同一地区内，由于不同农产品生长特性，可以针对不同农作物的种植，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在林业种植的间隙种植适合的林下作物或家禽养殖，相互配合发展林下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等林下经济，在达到耕地有效利用的同时，对绿色资源环境进行包容式发展，有效促进绿色增长。林下经济具有周期短、见效快、投入少等特性，对增加林业附加值、拓宽农户生产路径、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耕地面积有限的贫困地区，可以有效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贫困人口单位耕地面积平均收入，达到贫困人口减贫目标。同时，林下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林业发展，有效结合林业与农业的有效融合，避免过度开垦耕地而减少林地面积的“顾此失彼”现象，真正达到绿色减贫效果。林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充分调动贫困人口对于种植的主导型和积极性，通过对不同质量耕地、不同林业类型、不同种植周期进行规划、调节从而达到合理的种植结构，提升贫困人口内部减贫能力，提升贫困地区减贫脱贫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增强内部减贫造血功能。近年来，中国先后有不少贫困地区采取林下经济减贫路径，并相继取得较明显的减贫成效。
2. 调整农产品发展结构，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农产品的最终销售平台是在市场，市场需求是决定农产品生产结构的“风向标”。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产品也面临着“去库存”的问题，其本质原因就是农业生产与市场衔接的不准确，导致农产品生产结构出现不合理状况。随着中国农业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出现结构性变化，温饱型农产品趋于供需平衡，而中高端农产品消费市场潜力较大。因此，贫困地区需要从此入手，调整农产品发展结构，创建高竞争水平的农业发展减贫之路。第一，开拓适应于市场消费结构的农业减贫路径。根据目前中国市场对于农产品消费需求，温饱型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供给逐渐大于需求，竞争优势不断减小，中高端农产品的需求逐渐提升，贫困地区在自身绿色生态资源条件允许范围内，调整农产品结构，减小温饱型农产品比例，发展中高端农产品生产，通过创新农产品营销模式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贫困地区农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度。第二，以绿色生态条件为依托，推进农业区域结构调整减贫路径。由于中国贫困地区范围较广，绿色资源条件各异，因此对于不同区域的贫困地区应根据其绿色资源条件和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具有自身区域特色的农业结构。如对于绿色资源条件较好，农业生产环境较为优异、周围区域经济带动较大的贫困地区，可以发展优质农产品品牌，利用天然优势和区域优势，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对于绿色资源环境较差的生态脆弱贫困地区，着力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充分考虑当地资源承载能力的限制，选择环境良好型的农业。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生态脆弱性，结合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生态农业，从而达到高经济效益、高生态效益和高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提升贫困地区整体发展能力。近年来，有许多贫困地区结合自身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选择更适应于本地区、同时又具有较高市场需求的农产品，比如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基于耕地面积少、土地质量低的自然条件，由原来传统的农作物种植转为中药材、烤烟、畜牧、皱椒、精品果五大主导产业，全力推进山地高效农业和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截至2015年，大方县实现粮食产量21.86万吨，种植蔬菜50万亩，其中辣椒20万亩，药材11万亩，新增精品水果，种植1.6万亩，新建茶叶标准化基地5个，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贫困人口的经济增收。
3. 提升企业带动，拓宽农业价值链。贫困地区的绿色企业拉动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又一个重要路径。企业通过对贫困人口采取绿色项目倾斜支持、减缓贫困人口就业压力等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优先务工，促进贫困户脱贫。企业对于贫困人口的最直接带动渠道，由于大多数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没有能力和资金进行自主创业，或者有一部分贫困人口因为子女、老人、及自身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因此，企业针对于这部分人群采取直接务工的方式进行扶持。首先，在投入方面无需贫困人口负担资金，并通过打工支付其一定的经济酬劳，减轻贫困人口及家庭的经济压力。其次，企业可以就近为贫困人口安排就业，解决了外出打工所带来的家庭问题及成本问题对贫困人口生活质量提高具有很大影响，也缓解了贫困村因为外出劳动力过多而造成的乡村空心化现象。最后，企业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观念上的培训和技术上的指导等综合培训扶持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意识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贫困人口在提升专业知识的同时，也逐渐形成减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今后贫困人口自主发展产业提供内在基础。第二，入股分红，对贫困户创业资助。除了直接务工以外，企业还会对贫困人口提供一定的投资机会，贫困人口可以用一部分扶贫资金入股，由农民变为股民，享受到企业带来的红利，按股分红，使贫困人口不仅获得务工带来收入，同时通过入股也能得到的经济效益，获得双向收入。第三，与贫困村专业合作社及大户开发项目，直接和间接带动贫困户。由于贫困人口分散，贫困类型多样化，因此企业对贫困人口“一对一”式的扶贫毕竟规模小，拉动能力有限。因此，对于部分贫困人口比例较多的贫困村，企业可以通过直接与当地大户以及专业合作社进行项目合作从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企业对大户或者专业合作社提供产业贷款资金、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全方位的扶持，保障了整个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在整个扶持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使经济效益尽可能的精准到贫困人口上，企业和政府对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分配贫困人口一定的参与比例、给大户或者专业合作社一定的扶贫脱贫任务，从而激励对贫困人口的倾斜扶持。
近年来，有不少企业对贫困地区提供较大扶持，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恒大集团对于贵州省大方县的扶贫拉动可谓典范。2015年12月恒大集团对大方县投入扶贫资金30亿元，三年实现全县建档立卡数据库中的175个贫困村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其中，在绿色产业扶贫方面，投资12亿元扶持1000个互助合作社，建设1000处特色农牧业生产基地。设立3亿元恒大贫困家庭创业基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直接奖励，帮助3万人脱贫致富，以扶持贫困家庭创业户942户。在生态扶贫方面，恒大集团通过建立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相应的具有产业支撑的新安置区域，对生活在较为偏僻、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搬迁扶持。在社会保障方面，恒大集团出资3亿元兴建一所慈善医院，一处养老院和一处儿童福利院。目前已完成十三期5800人的技能培训，吸纳就业6914人，直接带动近2万人脱贫。恒大通过吸纳周边贫困户，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将贫困农民培训成为产业工人，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带动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培训统一指导、统一销售，按成本价提供种子给群众种植，公司负责订单回购产品，针对无力就业家庭特别困难的六户精准扶贫开展长期结对帮扶。
（三）绿色生态资源市场化减贫路径
利用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态产业，最大效用发挥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是贫困地区减贫的另一渠道和路径。由于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农村，生态资源破坏程度相对较低，生态资源是贫困地区具有的相对优势，充分发挥生态产品的本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增强贫困地区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贫困地区整体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发展路径和方向。
1.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小资源式的全域旅游扶贫路径。中国许多贫困地区拥有先天的自然环境及历史、民族文化资源，然而受地理环境天然因素的影响，与我们理解的传统资源不同，这些资源并不是所谓的“名胜古迹”、“名山名水”，而是规模不大，且分布不集中，知名度较低的一些“小资源”，加上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这些资源开发不够完善，辐射范围也较有限。然而，也正这是因为小资源此种特性，也形成了其特有的自然优势，主要表现为数量多，遍布广，在贫困地区之间具有较多类似的资源点。
从目前来看，乡村小资源一直未被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所开发利用，其经济价值远未体现，然而对于贫困地区而言，资源优势原本较弱，小资源的利用更加重要。
第一，整合资源，打造全域性小资源旅游区。乡村小资源由于规模小，分布多，在贫困地区遍布较广。因此打破形成界限，以整体区域为发展对象，对不同区域的小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全域性的旅游扶贫模式。全域旅游产业促进特色经济增长，一是以全域旅游视野打造旅游产业，二是以旅游产业为依托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以全域旅游开发推进扶贫攻坚的新进展。着力打造，绿色资源，扶贫项目，推动扶贫工作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如此一来，从旅游开发方面来看，全域式的旅游模式无论从规划布局、还是开发实施都具有统一性。从减贫方面来看，全域式的旅游模式可以通过集结较多的贫困地区小资源的形式，给更多的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与以村或乡为单位的减贫相比，此种路径更具有带动效应。
第二，创新升级，打造品牌式旅游。贫困地区的小资源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因此开发程度较小，保持了较原始的风貌。但也因为如此，在目前新的市场需求背景下，这些小资源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尤其对于一些本身具有明显特色和代表性的自然或人文资源，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对外宣传，完全具有带动效应相对较强的旅游景观潜质。首先，进一步创新升级，挖掘贫困地区中具有特性的小资源，打造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式旅游产品。譬如贵州省毕节市的“百里杜鹃”风景区，借助于其天然的大规模杜鹃园，通过政府的开发和打造，目前在贵州省已具有较大的旅游价值，在杜鹃花期，每天的客流量达到上万人，带动周边大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同时，品牌旅游产品的打造还有助于带动周边区域小资源旅游产品的集聚发展，进而发挥更大的减贫辐射效应。其次，将自然景观与人文风俗结合，打造具有乡土气息的文化旅游。不难理解，越是偏远的地区，其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痕迹越是保留完整，在世界高速发展的现在，人文景观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越来愈大，因此自然风光与当地文化的结合，提升旅游产品的人文风情。
第三，瞄准定位，打造以临近区域消费者为对象的专属旅游产品。贫困地区由于大多位置较为偏远，交通不便，考虑到旅游成本以及小资源本身的影响力，这些地区的小资源旅游对于较远地区的游客短期内达不到较大的吸引力。贫困地区精准定位，从市场需要找准具体消费区域，以临近区域的人群为重点，打造针对性的专属旅游产品。比如根据临近区域或省内人群的生活习性、文化特征及偏好等需求具有选择性的打造省内小资源旅游产品。从开发成本来说，以吸引当地或省内消费人群为短期目标，进行分期开发，可以为贫困地区政府节约旅游成本，缓解当地财政压力。精准定位，实际布局，可以更有针对性的选取消费对象和消费地区，更有效的提升旅游产品经济效益。
但是由于乡村小资源的发展时间相对较少，小资源整合基础薄弱，因此未来在此方面的加强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提高民众对于本地区小资源的保护意识。由于农村小资源长期以来未能体现其经济价值，当地人口保护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下可能对其造成破坏，因此有关部门需提高贫困地区人口对农村小资源的经济价值意识以及保护意识，通过培训、宣传、讲解等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理念灌输，也为后期小资源旅游开发和项目推进实施奠定基础。其次，加快政府部门对小资源的整合和规划实施。政府部门需进一步加快对贫困地区小资源的整合进度和规划实施，使小资源旅游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尽快惠及到贫困人口，增强贫困人口对于小资源经济价值的认识和信任度，提升贫困人口对于小资源旅游开发的主动性，推动贫困人口发展本地区旅游产业的积极性，提升贫困地区自主减贫内生动力。最后，推进不同贫困县环保部门与扶贫部门的联动和沟通，使小资源保护开发和扶贫减贫真正对接，采取综合考核制度对小资源旅游开发扶贫成效进行监督。小资源旅游开发整合最大的特点是打破地域限制，联动多个乡与县区整体规划实施，不过这也是其面临的挑战和难点，由于行政划分的管理差异，在整体规划和项目推进过程中面对多个县或乡统一实施难度较大。因此在整合过程中，不同贫困县区的政府、环保部门以及扶贫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从全域旅游出发，科学布局，精确分工，责任到位，建立高效率合作机制。
2.文化与自然资源相结合的多元旅游扶贫。随着社会多样性发展，人们对于旅游的内容也在不断深入，旅游形式也逐渐趋于多元化，基于此背景，贫困地区借助于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多元化旅游扶贫路径，在产生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对贫困地区文化产业进行再度挖掘和开发，提升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潜在能力。多元旅游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几方面：（1）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主要是指当地经过长时间的自然地理环境演变而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风光的景象，主要因素包括地貌、水体、生物、气候等方面。这类资源主要分布在绿色良好型贫困地区，具有较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和较高的经济利用价值。（2）民族文化资源：主要指一个地区伴随着不同民族长时间的生产生活所遗留下来的能够体现其特点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民族文化资源其实更多情况下是一种非物质文化积淀，比如一些习俗、节日或者活动。同时也有一部分具体的物质遗留，比如宗庙、民居建筑、生活用品等等能体现当地的民族文化价值。贫困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少数民族，2015年中国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813万人，占全国的比重为32.5%，在这些地区具有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3）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是依靠当地历史发生的对人类生活方式或精神层面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文化积淀[12]。主要包括古人类遗址，古代都城遗址、古战场遗址、名人遗址等资源。贫困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自身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把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提升其市场价值。（4）红色革命资源：红色革命资源属于历史文化资源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资源，主要是指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的总和。以“中国革命”为主题的红色资源，是发展红色旅游的主要资源。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红色旅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力也逐渐增强，井冈山作为革命老区在红色旅游的开发较好，取得突出效果，并带动周边一大部分贫困人口脱贫。据统计，截止2016年上半年，井冈山共整合各类扶贫资金2亿元以上用于扶贫开发，实现全山贫困人口下降幅度达到46.75%，贫困户人均增收1500元，全山贫困发生率由13.5%下降至7.8%[13]。
然而，目前贫困地区对多元旅游扶贫开发存在一定的挑战和困难，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源开发力度欠缺，未能形成足够的影响和带动效应。尊重当地传统文化习俗保护，加大对贫困地区传统建筑、工业等生产生活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促进当地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传播，建立合作沟通和共享协作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伙伴关系。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元旅游经济效益及对贫困人口减贫带动作用，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加大贫困地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于资源整合的沟通和交流，努力挖掘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性与交集，开拓出适宜于当地自身发展的多元旅游机制。第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壮大多元旅游资金投入。由于贫困地区自身财政薄弱，需通过招商引资等渠道加大社会参与。同时，政府应对贫困地区文化旅游提供政策倾斜支持，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源流入。第三，加大政府及社会宣传力度，尤其对于贫困地区文化背景的宣传，利用新兴媒体进行当地文化资源的传播，提升多元旅游的市场影响力。第四，加大贫困地区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在多元资源旅游开发的同时，更要注重资源的进一步保护，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资源进行保守型开发，对于部分生态保护区，需实施一定的限制，如控制每天平均客流量等措施；对旅游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情况进行严格控制，并建立完善的考核和奖惩制度，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第五，加大对贫困地区人口保护意识理念的教育。政府需通过培训对贫困人口进行理念树立，使贫困人口自身对当地的旅游资源形成保护意识。
3.自然资源与农业相结合的休闲观光农业旅游扶贫。休闲观光农业旅游扶贫是近几年来中国实施的又一重要扶贫路径，对贫困人口经济带动显著，减贫成效较高，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传播性。休闲观光农业是指休闲观光旅游与农业有机结合的新型旅游模式，是通过将农业生产与休闲娱乐结合起来的互动式体验旅游，比如通过自主种植、自主采摘、自主经营的旅游模式吸引周边游客进行体体验式互动旅游，对贫困地区与周边城市居民具有双赢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经济价值，休闲观光农业的基础仍是农业，而利用休闲观光旅游的方式本质是拓宽了农业的销售市场和渠道，在农业传统销售的基础上，通过农园采摘、乡村体验等休闲旅游，使农产品的价值本身得到附加提升，以一种旅游产品的形式拓宽农业产业价值链，从而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同时，休闲观光农业作为一种旅游产业本身具有一定的产业带动作用，对于贫困地区的市场机遇以及潜在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第二，生态价值，休闲观光农业是结合目前居民对于田园生活方式的需求为依托，对农业资源进行整合升级的新型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依托生态环境为资本，以新时期的田园风光和生活体验吸引游客观光、休闲、度假，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功效。
休闲观光农业与传统旅游模式相比，其优势是更普遍适合于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因为贫困地区由于位置、交通等基础设施本身的滞后因素，许多贫困地区并没有较好的自然旅游资源，而且旅游机制也因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不够完善，因此依靠传统农业减贫并不适合于大多数贫困地区。而休闲观光农业依靠农村自然的田园风光和农业，利用体验式、参与式的方式形成特殊的田园生活旅游模式，这种模式不依靠具体的自然景观，而是借助农村本身具有的农家风光进行开发利用。因此，更具有普遍适用性，对贫困地区的拉动幅度也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几方面：第一，收入带动：首先，休闲观光农业对于收入具有直接拉动作用，主要有两方面收入来源：（1）农业收入；（2）旅游产业带来的收入；（3）延伸农业产业链，积极引导和扶持贫困农户发展农家乐，形成农家乐和特色种植的优势互补，提高综合效益，吸引更多的周围游客到农村旅游、休闲、度假，实现农业经济和第三产业服务共赢。第二，信息对称带动：休闲观光农业使贫困地区人口与游客都参与进来，充分带动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和互动，尤其在信息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可以通过与游客的交流获得更多的信息，减少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同时，休闲观光农业依靠现代农业技术，利用互联网等技术开拓旅游市场，如采取全程监测的方式进行游客养殖业体验等，促进贫困地区与外界市场的衔接，使其对整体市场的敏锐度逐渐提高，从而提升贫困地区的内生实力。第三，绿色理念带动：理念的形成需要实践和结果为导向，绿色理念的形成也需要依靠实践及经济效益来体现，尤其对于贫困地区，简单的绿色观念灌输效果并不明显。然而，休闲观光农业的实施加大了贫困人口对于绿色环境资源保护的任务性，使贫困人口认识到绿色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是休闲观光产业的必要投资。同时，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也驱使贫困人口对于当地生态环境产生自发性保护。
参考文献
[1] 邓远建，张陈蕊，袁浩.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基于绿色发展的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4): 19-24.
[2] Adams W M, Aveling R, Brockington D, et 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J]. Science. 2004, 306(5699): 1146-1149.
[3] 徐志明. 扶贫投资低效率与市场化反贫困机制的建立[J].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08, 24(9): 83-87.
[4] 徐丽媛，郑克强. 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机理分析与长效机制研究[J]. 求实. 2012
(10): 43-46.
[5] 佟玉权，龙花楼. 脆弱生态环境耦合下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 13(2): 47-51.
[6] 苏静，胡宗义，肖攀.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分析[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4(4): 86-96.
[7] 刘俊英. 中国政府民生服务及其减贫效应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3(9): 21-26.
[8] 张小鸋，付英，马燕玲. 农村扶贫开发动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兰州市为例[J]. 浙江农业学报. 2014, 26(1): 229-234.
[9] 刘廷兰，赵洪伟.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效果评价指标体系[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3(11): 148-151.
[10] 郭建宇，吴国宝. 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2): 12-20.
[11] 郑成功. 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 商务印书馆, 2000.
[12]陈辉，张全红. Alkire-Foster模型测度城市多维贫困的研究——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J]. 五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3] 伍策，元月，井冈山精准扶贫作用凸显 红色旅游已成全国样板，2016.07.08，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travel/txt/2016-07/28/content_38974437.htm.
[14] 产业扶贫可以怎么搞？十大机制创新典型来揭晓，新华网，2018年10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18/c_1123574807.htm.
[15] 乘势而上，开创西藏“互联网+精准扶贫”新局面，搜狐网，2018年6月22日，http://www.sohu.com/a/237157889_114967.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Green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FENG Danmeng1, ZHANG Qi2
-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Beijing,100034 2.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2020 is the key year for China to eradicate poverty in an all-round way, bu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poverty-free areas to link up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make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get rid of poverty steadily and long lasting development is a problem tha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ll the time.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or areas. It is also a key point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poor areas. Therefore, aiming at the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20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reen revitalization mechanism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deep tapping of green resources in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fully transforming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values of green resources, enhancing the inherent motive force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thus promoting rapi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teady progress in poverty-stricken Link up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oor Areas, Green Revitalization, Long-term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