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中国扶贫脱贫面临着良好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机遇来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扶贫脱贫在国家战略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重要性和地位凸显，扶贫脱贫是我国战略发展必须选择，是实现中国梦的迫在眉睫任务。挑战则来自客观困难和主观上的传统认识思维和政策习惯行为，客观挑战不仅仅表现在贫困地区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扶贫脱贫艰难性，也表现在扶贫脱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优势缺失和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甚至很低，从经济效益的评价上还处于劣势。主观性上讲，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偏向和偏好即习惯，总是更倾向于支持和倾斜于可快速获得较高经济效益和政绩的发达地区或者发达人群等，通过优先发展和快速推进提升国家总体实力，即所谓市场经济还存在“嫌贫爱富”弊端，而对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因其“成本高、效益差、见效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更加偏向效率优先，而往往被忽略。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更喜欢宏观政策上能“锦上添花”，而不习惯于“雪中送炭”，从而，导致富裕与贫穷之间“马太效应”愈演愈烈，给新时期扶贫脱贫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新时期扶贫脱贫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思想上、理念上和政策上，必须树立扶贫脱贫新观念即扶贫脱贫要优先，推进扶贫优先的国家政策基点，勇敢地承担起扶贫脱贫历史使命，这将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最大历史功绩所在。
一、新时期扶贫脱贫:为什么要优先?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扶贫脱贫要优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必须优先。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无论是1949年到1978年减贫道路探索阶段，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扶贫开发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施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型，但从来都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和本质要求，离不开共产党领导下为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因此，新时期，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决定了必须扶贫脱贫优先。
贫困特殊性和扶贫脱贫艰难性也决定了扶贫脱贫应该优先。目前，我国680多个贫困县划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规划中，占全国县数量将近25%。按照新的贫困标准，2012年我国贫困人口有1.2亿左右，占到全国人口9%左右。从区域分布来看，目前贫困人口除了分布在新疆、西藏、内蒙、甘肃、云南、广西、贵州等中西部外，广东、福建、辽宁、山东等东部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着贫困人口，可见，扶贫治理在整个国家中占据着重要部分。众所周知，贫困群体是特殊性的脆弱群体，生存能力、生计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很脆弱。贫困区域又是自然生态条件差、经济落后、市场要素不发达、资本缺乏的特殊脆弱区域，往往又是自然灾害多发区，从而导致贫困与灾害重叠，扶贫治理与防灾减灾叠加的特殊性，同时扶贫开发治理的区域又多位于老、少、边、穷等特殊地区，加上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不确定性和改变的艰难性，多民族文化传统因素复杂性，边疆地区国家安全特殊性，革命老区特殊性等等。
扶贫脱贫关系着国家稳定和发展，必须优先。从中外历史发展的经验可以看出，扶贫脱贫是决定和影响国家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从国际上看，在典型的前工业革命社会，所谓马尔萨斯式的贫困恶性循环不断出现，或者说人均收入周而复始地回到生存水平，社会发展周而复始的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治理体系落后和变革滞后，导致治理能力弱化。从现代国家发展现状来看，也同样如此，东欧、中东和北非的国家动荡以及新近乌克兰突变，根本原因还在于贫困问题日益严重，显示出治理体系脆弱化。考察中国历史朝代更替变化，都与贫困及治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当新朝代建立时，由于实施土地变革，农民收入提高，但随时间推移，就会出现地主富农及失地农民，贫富差距出现，矛盾和冲突加大，随之出现极度贫困的农民起义，推翻旧朝代，形成了“新朝代建立——贫困缓解——贫困出现——贫困加重——农民起义——朝代更替”循环往复。事实上，这种循环往复根源是由贫困而引起并导致的结果。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实施了扶贫开发战略，初步建立了有利于消除贫困和减少贫困的扶贫治理体系框架，贫困治理能力得以提升。由此可见，贫困解决程度即扶贫开发效果是检验和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扶贫脱贫是实现“中国梦”的重点和难点，应该优先。中国梦的实质就是摆脱贫困，摆脱贫穷，改变落后，建成小康社会，奔向富裕和走向文明。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如果从人均水平来看，我们仍然处于世界第80名左右，平均实力和水平还比较低，而且从目前我国还有贫困人口1.2亿多绝对数量来看，根据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决定水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其最长板块，而是其最短板块。我国要实现中国梦，决定性因素不是城市，而在农村，在于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这块短板。事实上，我国目前与发达欧美国家的差距不在城市，而主要在农村。所以说“三农”是我国目前和未来各项工作之重点，而贫困地区（包括老、少、边）是“三农”工作之重点。因此，扶贫开发是重中之重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影响和决定实现“中国梦”的重点和难点。没有贫困地区小康，就没有国家的全面小康。贫困地区扶贫脱贫成效就决定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是否建成。
扶贫脱贫对维护民族团结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民族地区扶贫脱贫需要政策优先。扶贫开发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作用之外，在民族团结、民族文化繁荣中有着重要使命。资料显示，虽然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大大改善，但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任务仍然很艰巨，在多民族文化繁荣和融合发展中，扶贫开发担负的特殊性使命和作用越来越重要[1]。
扶贫脱贫是国家外交和国家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补充，也是国家合作最佳模式，扶贫脱贫优先是国家惯例，应该优先。从国际社会发展看，减贫优先所以形成共识，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主题就是“在可持续发展和减贫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其主要成果之一即提出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并将其与“后千年发展目标（Post-MDGs）”相结合，建立新的全球发展议程，提出要以绿色增长模式来取代传统的主要依靠资源和环境的增长模式，以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以此同时，国际扶贫和对外援助，在现代国际政治外交和经贸合作中的特殊性作用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因为国际扶贫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不可缺少内容，几乎所有国家都与国际扶贫和经济援助有着联系，而国际扶贫自身又是全球各国共识，更多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避免和减少了社会制度文化宗教等差异和冲突，从而提高了世界扶贫总体效果，而我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被国际社会所推崇，这种优势和基础，也为中国发挥国家扶贫在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当前国际社会竞争日益复杂的条件下建立起的相对平衡状态，新要素的注入，必将打破旧有平衡并转向有利于自身的新平衡，而国际扶贫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局势的有效载体，有着其他要素无法具有的作用。
二、如何推进扶贫脱贫要优先？
扶贫脱贫要优先，是新时期国家政策的基点之一，但要将这一理念为所有人所认知、认可和认同，还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没有社会各界的认知、认可和认同，必然会受到怀疑、质疑甚至反对。为此，就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和广大研究者、广大的贫困地区和扶贫系统全面、系统、科学、客观地进行研究、策划、宣传扶贫脱贫优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让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央和国家地方各级领导、政策制定者、研究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和贫困现状，消除人们旧传统理念和习惯行为范式，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扶贫脱贫的步伐，提前实现中国小康社会和两个100年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第一，强化扶贫脱贫的研究和宣传力度，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扶贫脱贫的研究中，积极组织和鼓励社会各界到贫困地区调研和考察，了解贫困和扶贫脱贫的现状，让所有中国人都了解中国贫困的现状和扶贫脱贫的进程，为国家扶贫脱贫要优先提供基础的社会环境。国家扶贫办应积极支持和鼓励科研教学机构建立扶贫研究机构，积极支持搭建扶贫研究平台，积极支持开展扶贫脱贫论坛、研讨会等活动。
第二，组织力量，积极吸收不同领域专业的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参与扶贫脱贫进程中来，利用其智慧力量，一方面为扶贫脱贫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了解贫困地区和扶贫脱贫现状和进程，发现新问题，提出新对策，与此同时，也可以客观真实评价贫困和扶贫脱贫进程，为扶贫脱贫要优先提供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基础，积极支持社会各界开展扶贫脱贫研究。
第三，充分利用片区规划实施有利时机，积极开展与片区部委牵头联系单位的扶贫脱贫的合作，并以此为平台，积极搭建和创新长期稳定的扶贫脱贫合作机制，将中央国家部委作为扶贫脱贫要优先的突破口。
第四，积极投入到国家和地方以及部委的“十三五”规划研究和制定中，将扶贫脱贫工作融入到每一个环节和渠道，从而在十三五规划中将扶贫脱贫优先融入其中，在地方十三五规划中，各级扶贫部门要主动参与其中，力求将片区规划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尽可能多纳入其中。
第五，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应该做到扶贫脱贫优先。为此建议：国家应根据贫困人口比例和贫困地区区域面积比例，以扶贫脱贫效果为依据，提高每年国家专项扶贫财政资金规模。国家在公里铁路和道路建设、生产水利和安全用水建设、贫困地区的通电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和信息化建设方面，优先贫困地区的建设预算投资。国家要在金融政策方面实现向贫困地区的倾斜和优先、优惠政策，制定贫困地区的特惠金融政策。在利率、贷款标准、还款期限等方面制定专项优惠政策，从而加快贫困地区扶贫脱贫步伐。
第六，提升国家扶贫办和地方扶贫办级别，增加国家扶贫机构和贫困地区地方扶贫机构队伍力量，适当扩大编制规模，提高扶贫脱贫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承办